新年第１月，打击赌博违法犯罪的“鼓点”愈来愈密集。

　　年初，中纪委和监察部向全国党员干部发出禁令：严禁在节日期间奢侈浪费，党员干部以任何形式参加赌博都将被免职，到国（境）外赌博的，更要从严惩处。１月１１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今年１月到５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

　　种种迹象表明，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党政部门和执法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选择此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个专项行动，固然有春节临近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官员涉赌案件出现高发频发的势头。

　　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１１月，吉林省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原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２７６万元，借用下属５家运输企业７５万元，先后２７次赴境外某娱乐场所豪赌，将上述资金挥霍一空。

　　除了蔡豪文这一最近的例子，近年落马后揭露出来的涉赌高官，比较有名的还有一大串：

　　蓝甫，厦门市原副市长，２００１年４月因巨额受贿被判死缓。１９９９年上半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蓝甫私自跑到香港去赌博，一天输掉３５０万元。

　　金鉴培，湖北驻港澳地区原办事处主任，因挪用公款于２００１年５月被判处死刑。他在赌场上每笔赌注七八百万港元是家常便饭。两年内挥霍公款１．４亿港元。

　　马向东，沈阳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两年半时间内去澳门狂赌１７次，曾３天输掉上千万元。２００１年８月马向东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牛和恩，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２００３年７月，广东省纪委开除其党籍，后被判刑。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１年间牛和恩多次到澳门过赌瘾。

　　梁柏楠，广州市番禺区原区委书记，日前已被判刑。从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３年，梁柏楠多次到澳门豪赌，甚至去俄罗斯、秘鲁和智利等国参加外事活动的时候也赌。赌资均由下属或私企老板代为支付。

　　另据报道，目前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张从日本、韩国、朝鲜、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并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亚的庞大的境外赌博网。各赌场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中国游客。这些所谓的“游客”大部分是输了钱也不心疼的官员们。

　　上述报道表明：官员豪赌已形成一种严重的官场腐败现象。官员往往采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国家财产等违法手段获取赌资。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官员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并形成腐败链条，恶化政治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官员涉赌现象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普通公民起了消极的示范效应，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对于官员涉赌现象不能等闲视之，打击赌博违法犯罪必须先从官员头上“开刀”。此是古今中外治理国家的共识。

　　在中国古代，凡是明智的封建王朝都懂得“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又云：“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莫甚于博”。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法经》规定：王位继承人“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清代法律，虽满汉分治，赋予满族人以司法特权，但惟有对赌博的处治是不分满汉的。

　　 当今世界各国虽开设了赌场，但是严禁公务员进入赌场。为了防止官员赌博，欧洲各国政府机构还在赌场设置了重重关卡，最重的是实行身份检查。欧洲一些国家反腐部门还建立了普通市民举报机制。为了保证举报人的利益，他们不仅对举报人的个人资料严格保密，而且实行５００欧元以上不封顶的奖励措施。数以万计的电台、电视台及平面媒体，对官员赌博等腐败问题非常关注，经常为腐败案件处理中心及审计署等部门提供线索。另外，欧洲国家对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管理也很严格，甚至还规定官员出国所带资金的最高限额。欧洲各国还积极开展“禁赌外交”，共同构建了防范、打击和引渡经济犯罪分子的机制，以“禁赌网”来有效防范“赌博网”。

　　我国澳门地区虽然号称“赌博天堂”，但对公务员涉赌行为查处极为严厉，公务员一旦被发现出没赌场一律开除永不录用。我们不妨借鉴这些有益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官员涉赌现象的多重监督机制，让大小官员不想、不敢轻易涉足赌博雷区。当前，我认为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要严肃查处。中纪委、监察部已有禁令，对参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党员领导干部一律开除党籍，免除公职。现在的问题是要坚决执行，每查处一起官员赌博案件都应在媒体上公布。

　　二是构建全方位的多重监督机制，使党政官员不敢涉足赌博。一旦涉足，马上就能发现，受到严厉查处。久而习之，官员养成了良好习惯，就不敢赌博了。

　　三是要严格区分赌博犯罪和违法及带彩的娱乐活动的界限。刑法上所说的赌博是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违法的赌博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带彩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指亲朋好友之间不以赢利为目的、带有少量彩头的娱乐活动。这种情况不能以赌博论处。